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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發展史是什么?且看《騰訊傳》

來源:聚財網 | 2019-02-28 00:49:05 作者:

  終于有幸能夠系統的了解騰訊的發展史,唯一缺憾的是少有第一視角的描述,也不知道未來什么時候才能夠讀到騰訊五虎或者張小龍寫的,這恐怕也是中國和西方兩種不同的商業哲學環境下,內容屬性上的本質差別

  摘錄:

  這是2011年11月的傍晚,我與馬化騰站在深圳威尼斯酒店的門口,臨分別前,他教我下載微信,并用“搖一搖”的功能“互粉”。此時,騰訊與奇虎360的那場著名的戰爭剛剛塵埃落定,而新浪微博與騰訊微博正為爭奪用戶打得不可開交。馬化騰告訴我,微信是騰訊新上線的一個產品,已經有3000多萬的用戶,并且每天新增20萬。“因為有微信,所以,微博的戰爭已經結束了。”這是他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語調低沉,不容置疑。

  在與馬化騰此次見面的兩個月前,騰訊的另外兩位創始人張志東和陳一丹到杭州,我們在龍井村御樹下喝茶,他們希望由我來創作一部騰訊企業史。“我們保證不干涉創作的獨立性,并可以安排任何員工接受采訪。”我得到了這樣的承諾。

  在后來的幾年中,我訪談了60多位人士,包括副總裁級別的高管、一些部門總經理以及退休、離職人員,查閱了我所希望得到的內部資料和文件,此外還走訪了互聯網業界的從業者、觀察家和騰訊的競爭對手。

  “羞澀文靜的馬化騰怎么可能成為一個企業家呢?”所有接受我訪談的馬化騰的中學大學同學、老師,無一例外地都發出過這樣的感慨。就連馬化騰自己也沒有料想到,他將創建一個“大企業”。他與創業伙伴張志東曾規劃,到第三年的時候,雇傭員工人數將達到18個。當OICQ——也就是日后的QQ上線時,他們把用戶的極限值設定為10萬人。馬化騰還幾次三番想把公司賣掉,卻沒有人愿意接手。

  不過,馬化騰最幸運的是,他身處在一個“大行業”和“大時代”。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理查德·泰德羅在描述鐵路和電報的商業意義時說:“任何能打破對于人、產品和信息的時空限制的新發展,都會對商業運作的方式產生巨大的影響。”在人類歷史上,崛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經濟顯然是一個與鐵路和電報同等重要的商業發明,它重構了信息的傳播方式。而中國則在改革開放的20年后,搭上了互聯網經濟的第一班列車——如果美國是這列火車的車頭,那么中國則是掛在后面的第二節車廂。我們可以說,中國是在互聯網運動中受益最大的國家。

  馬化騰是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三代創業者,與之前的農民辦企業、“城市邊緣人”經商以及官員下海不同,馬化騰創辦騰訊,更大的驅動力來自于興趣,他對信息技術擁有與生俱來的熱情。深圳是中國第三個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的城市,而馬化騰是全國最早的幾百名網民中的一位,并且管理過一個名氣不小的站點。馬化騰和其他四位創業同伴都出生在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其中四人是中學和大學同學,他們對互聯網——而不是金錢本身,有著宗教徒般的狂熱。

  而騰訊在資本市場上的戰略布局,應歸功于騰訊總裁、前高盛人劉熾平。從2011年開始,騰訊一改之前的投資策略,開始用資本手段實現結盟式的開放。微信的崛起讓劉熾平握到了與所有渴望流量的互聯網巨頭們談判的籌碼,騰訊相繼入股大眾點評、京東和58同城等公司,與咄咄逼人的阿里巴巴進行了一場史上最大規模的并購競賽。在雙寡頭式的戰備較量中,騰訊和阿里巴巴筑起高高的城墻,挖出寬寬的護城河,用馬化騰的話說,“以遏制或鉗制對手的過分逼近”。

  在美國,《時代》周刊曾經刊登過的一篇文章認為:今天的個人計算機革命和互聯網之所以成為這樣,乃是繼承了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所致。1968年前后,“二戰”之后出生的一代美國青年占領了所有的大學,對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會的厭倦讓他們起而反抗,于是從西海岸開始,爆發了一場以性解放、搖滾樂為主題的嬉皮士運動。“不要告訴我世界是怎樣的,告訴我如何創造世界”,康奈爾大學的這句反抗口號風靡一時。

  這場嬉皮士運動隨著石油危機的到來,很快畫上了句號。然而,嬉皮士的精神卻如幽靈一般難以散去,它長久地在音樂電影及裝置藝術領域徘徊,而那些吸食過大麻的工程師們則將它帶進了信息革命的世界,他們渴望用新的、更自由的技術打碎亨利·福特們所鑄造的機器王國。正如深受嬉皮士精神影響的喬布斯所說,“電腦是人類所創造的最非同凡響的工具,它就好比是我們思想的自行車”,自行車是流浪和叛逆的工具,它讓人自由地抵達沒有軌道的目的地。在電腦的胚胎里成長起來的互聯網,是一個四處飄揚著自由旗幟的混沌世界。

  自互聯網誕生以來,網絡世界里一直崇尚并流行著“自由平等,隨心所欲”的網絡文化與精神,其內涵類似于嬉皮士文化。從喬布斯、楊致遠、貝佐斯,到布林、扎克伯格、馬斯克,在這些人的身上——他們并不都是傳統意義上的“美國人”,其中一部分是來自東歐、俄羅斯或中國臺灣的新移民——無一不流淌著嬉皮士的血液,輟學、叛逆、崇尚自由和“不作惡”。

  與美國完全不同的是,當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技術被引入中國的時候,這個國家正在變成一個世俗的商業社會。正如一位早年非常活躍的評論家洪波所觀察到的,中國互聯網沒有經過早期的非商業階段,一開始它就是一個資本的舞臺,所以互聯網本身的民主性、非中心性,在中國從來都沒有被廣泛關注過。

  在互聯網的幽靈進入中國時,開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即將進入第20個年頭,中產階級文化還是一個方興未艾的新潮流。在20世紀80年代,理想主義曾經如野火般蔓延,可是它很快就熄滅了,年輕人不再關心政治,幾乎所有的精英都投身于經商事業,金錢成為衡量成功和社會價值的唯一標準。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如精靈般到來的互聯網被純粹看成財富創造的兌付工具和商業發展的手段。在第一代互聯網創業者的手中,被當成“圣經”的著作是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它們所包含的商業樂觀主義與中國社會盛行的達爾文思潮交相輝映,為中國互聯網烙下了難以磨滅的金錢氣質。由嬉皮士精神催生出來的互聯網,在中國可謂“魂不附體”。

  讓中國互聯網在商業化的道路上越行越急的,還有風險投資及納斯達克市場。第一批被國際資本市場認可的中國企業就是互聯網公司,新浪、搜狐等企業從誕生的第一天起,身后就有了風險投資的影子。它們創業后不久便實現了股票上市,緊接著,在“資本鞭子”的抽打和督促下,繼續瘋狂地為擴大利潤而不懈努力。互聯網對它的中國從業者兌現了實現財富的承諾,有兩位年輕人分別在31歲和32歲的時候就成為“中國首富”。在過去的10多年里,互聯網與房地產是誕生億萬富豪最多的兩個領域,與后者的灰色野蠻相比,前者被認為是“陽光下的財富”。

  在商業模式上,中國的互聯網成長史被很多人看成是對硅谷模式的一次長途追隨。就如同思想史上所呈現的景象一樣,東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們一直以來面臨這樣的拷問:如何從西方那里獲得新文明的火種,又如何在行進中掙脫“西方文明中心論”的禁錮。

  幾乎每一家中國互聯網企業都是美國的克隆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但是,幾乎所有成功的企業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模式。從QQ對ICQ的克隆,到微信對kik的跟進,騰訊歷史上的戰略性產品都找得到仿效的影子。而耐人尋味的是,被效仿者很快銷聲匿跡,而騰訊則據此獲得成功。

  1986年4月11日,時隔76年之后,哈雷彗星拖著絢爛而神秘的長尾巴,準時地重新出現在地球的上空。在那個早春之夜,世界各地無數少年仰望星空。

  在中國南部的新興海濱城市深圳,一個叫馬化騰的15歲初三學生宣稱他是全校第一個看見了哈雷彗星的人。“它出現在北斗星的西南,并沒有想象中那么亮,肉眼不太容易找到。”很多年后,他這樣對我說。馬化騰當時是深圳中學天文興趣小組的成員,這也是他唯一參加的課外興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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